美国电影最核心的精神，它至少贡献了一半
图/文 David Pountain 2019年10月09日 点击数：1203
埃德加·赖特的新片《极盗车神》（译者注：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中有一个极其紧张的段落，惊慌之中，安塞尔·艾尔高特的太阳眼镜上的一个镜片突然弹出。通过这个倾斜视角的小动作，赖特让人想起沃伦·比蒂饰演的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犯克莱德·巴罗，就在克莱德和邦妮·帕克（费·唐纳薇饰)倒在警察的枪火下之前，他的眼镜掉了一个镜片。但是阿瑟·佩恩这部1967年的犯罪惊悚片也不能将镜片桥段的妙思归功于自己，在戈达尔影响深远的处女作《精疲力尽》（1960）中，在劫难逃的主角米歇尔（让-保罗·贝尔蒙多 饰）就有类似的、临死之前的小动作。
作为庄严地呈现厄运难逃的罪犯这一受人喜爱的流行文化题材的延续，赖特强调了从法国新浪潮到《雌雄大盗》，再到好莱坞近五年涌现的一些最残酷的、大胆的或彻底娱乐性的电影，这中间有着直接且意义深远的影响链条。佩恩颇具争议的作品就像是一辆布满弹孔的福特V8，冲破了主流电影的大门，为一个在大银幕呈现性和暴力的崭新且更加愤世嫉俗的电影时代扫清了道路，而制片厂和影评人都还落在后头。上世纪30年代，邦妮和克莱德这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凶残夫妻在美国南部抢劫了银行、商店和加油站。当大卫·纽曼和罗伯特·本顿——两个法国新浪潮的忠实拥趸，尤其喜欢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悲喜剧——最初把他们的剧本寄给佩恩时，导演因为任务在身而拒绝了这个项目。两人随后求助于特吕弗本人，后者为剧本提供了更多信息，但也拒绝执导影片。戈达尔也被接洽，但很快就发现，这位传奇的反传统者无法在制片厂体系中大展身手。后来，特吕弗把纽曼和本顿介绍给了演员兼制片人比蒂，比蒂坚持认为，他们法国式的剧本需要一位美国导演。因此，剧本最终又回到了佩恩手里，由即将被公认为新好莱坞时代最伟大的编剧之一的罗伯特·汤重写剧本，他参与编剧的电影包括《唐人街》和《特殊任务》。经过几番周转，这个作品最终呈现为一部犯罪惊险片，它将法国新浪潮中宿命论式的讽刺、跳跃的节奏、尖锐的语调变化和敏锐的自我意识融合在一起，转化为一部令人振奋的、票房可观的娱乐作品。新好莱坞也仍然是好莱坞，从本顿、纽曼和特吕弗过渡到比蒂、佩恩和恩手中，这个项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在最初的剧本中，邦妮和克莱德与他们一起逃跑的司机组成了双性恋三人组）。尽管如此，戈达尔和特吕弗关于性与死亡的存在主义观念仍然生动地渗透其中，只是现在增添了一种美国人对戏剧性的偏爱——你会在一个莽撞的杀手眼里闪现的每一丝恐惧和对上膛手枪的每一次爱抚中看到它，该死，你甚至可以在邦妮迷人的脸蛋上散落的金色刘海上看到它。毕竟，正如这部电影的片名中所蕴含的那种既丑陋而又魅力四射的明星光环，触动了众多批评者的神经。邦尼、克莱德和其他巴罗帮成员生活在一个泡沫般的虚名中，冒险和所谓的无关紧要的事被一个残酷血腥的现实所入侵。
想想看，在戈达尔的《筋疲力尽》中，那位不引人注意的逃犯是如何模仿亨弗莱·鲍嘉带有黑色色彩的角色，塑造出他的硬汉形象的。回过头来看，邦妮看完《1933年淘金女郎》之后，欢快地唱起了《我们有钱了》（We ' re in theMoney，译者注：为《1933年淘金女郎》中的歌曲），或是她念起那首自创的诗歌，浪漫地描述了这对浪迹鸳鸯的生活和即将到来的死亡。克莱德持着枪，讽刺的是，他或许是性无能，但这对夫妇的死亡——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慢动作高潮镜头，抬高了银幕暴力的标杆——那命中注定般的「小死亡」（译者注：原文为法语petite mort，直译为little death，指意识的短暂丧失或减弱）,确认了他们作为历史和银幕上的不朽的爱人和偶像的地位。如果说法国新浪潮是法国影评人解构美国电影所使用的方法和图像，以塑造一些新颖而令人兴奋的东西的一种参照，那么1967年的《雌雄大盗》可以说将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观念真正带回到了美国。尽管有着明显的欧洲电影色彩，但佩恩关于大萧条时期的乡村大屠杀和求爱故事的描述，让人感觉到了鲜明且充满激情的美国特色，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随后大胆的本土电影时代，也体现在更近一些创作艺术性野蛮的电影人身上。从昆汀·塔伦蒂诺猛烈的后现代枪战，到安德鲁·多米尼克《神枪手之死》中的悲剧性和自觉性的神话创造，《雌雄大盗》的精神在美国电影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戈达尔的《筋疲力尽》中，帕尔沃斯科最伟大的抱负是「长生不老，然后死去」。对于佩恩电影中颇具现代风格的反英雄们来说，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命运已经被证明是同一回事。
